張維迎：企業家精神無法被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代替
2022-08-07

    2022年以來，國際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國內疫情多發散發，尤其是二季度我國經濟受到超預期因素的嚴重沖擊，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但在穩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等的推動下，我國上半年經濟仍頂住壓力實現正增長。據國家統計局披露，初步核算，2022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562642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增長2.5%。
    如何抓住經濟恢復重要窗口期，穩市場主體穩就業穩物價？作為市場重要參與主體的企業家，如何提升企業家信心？他們最需要的是什么？企業家、資本和政府在市場中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企業家精神是天生的還是后天的？大數據和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企業家決策？就上述問題，近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
    好的政策環境促使企業家發揮才能
    《21世紀》：近40年來你一直關注研究企業家精神，它的內涵在不同時期有變化嗎？
    張維迎：在我看來，企業家精神的本質是不變的，但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產業的具體表現不一樣。對于企業家精神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因為一些東西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組合，但不變的是企業家那種敢于冒險、不守常規的創新精神。企業家是不安現狀的那一批人，他會去主動尋找機會。
    我總結中國這幾十年的變化，第一階段是上世紀80年代，企業家主要是農民出身的。農村土地包產到戶之后，政府又給了一些經商的自由，雖然這些企業家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基本就是小學畢業、初中畢業，但是他們非常具有冒險家精神；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南巡講話之后，一大批原來在國有企業或政府工作的、甚至在政府獲得相當位置的人，比如說處級甚至局級干部的人下海，由政府官員轉變為企業家；再后來就是到了2000年左右，互聯網時代出現了大批海歸派企業家；現在是到了90后、00后的這些更年輕的一代企業家的階段了。
    《21世紀》：對于經濟尤其是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哪些核心的作用？
    張維迎：以中國為例，上世紀80年代的農民企業家，開辦的簡單制造業和交通運輸業相關的鄉鎮企業，對經濟的發展其實推動很大；上世紀90年代金融房地產發展迅速，很多企業家是由政府官員轉變而來；21世紀第一個10年，互聯網行業的發展則基本都是海歸主導。
    新經濟、新產業的發展中，都可以數出一些優秀的企業家。哪個地方有這些企業家隊伍出現，哪個地方的經濟就發展起來，比如珠三角、長三角的發展都比較早。這些企業家如何改變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給了他們發揮才能的體制制度、政策環境。有了這個條件，有企業家才能的人就能實實在在地做企業，國家經濟就發展起來了。今天也是這樣，未來也是這樣。
    企業家可以創造市場
    《21世紀》：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產生巨大沖擊，我國很多市場主體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在你看來，在這一背景下，如何進一步弘揚企業家精神、提升企業家信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增強預期？
    張維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個外部的沖擊，它具有不確定性。一開始并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樣的，因為沒有統計數據，完全要靠判斷，它依賴于人的判斷。當然今天不一樣了，新冠肺炎疫情慢慢變成經濟學上的類似于風險的概念，它可以被計算、可以有概率。
    世界是不確定的，企業家本來就要應對不確定性，這是他的使命。但是像新冠肺炎疫情這樣一個突發事情對所有企業的沖擊還是非常大，比如國際貿易就受到沖擊，未來可能還有更多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你面臨的挑戰越大，企業家精神就變得越重要。這時候怎么讓企業家更好發揮作用？我認為還是要給他們更多選擇的空間，也就是有更多的自由，包括經商的自由、創業的自由、創新的自由，這樣才能發揮出企業家的才能。
    具體怎么做？這就要企業家自己判斷決定。但是什么樣的一個環境能使得這些企業家精神發揮出來、能夠讓企業家能更有信心？我認為一是要針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去評價判斷市場本身的技術變化、市場消費的胃口變化、競爭對手可能的策略變化等；另一方面是要盡量減少政策體制的不確定性。
    《21世紀》：今年二季度我國經濟受超預期因素嚴重沖擊。為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要應對好“兩難多難”問題。對此你有哪些具體的建議？
    張維迎：我認為從今年甚至從去年開始，新冠肺炎疫情就不再是一種不確定性，而是變成一種風險，它有數據，可以計算感染率、死亡率和急救需求等等。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在滿足防范新冠肺炎疫情的前提下，減少經濟受到的負面影響。
    既然有方法可行了，那么回到最基本的經濟學思路，怎么用最小的代價達到目的？這方面就需要政府讓企業家自己去選擇，最重要是要給企業家信心。市場不是說客觀存在那里，然后企業家去滿足它，而恰恰是企業家可以創造市場。我們創造的GDP價值，只有被消費者認可的那才叫真正的價值。只有這樣的一種增長，我認為才是健康的增長。
    企業家有很多類型，有一些企業家看得更長遠，不會被眼前的利益誘惑，但同時也必須承認很多企業家經受不起短期的誘惑。如果貨幣在放水，就會誘使他做些“短平快”的事情，再過3年、5年這些就會成為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們盡量不把這種選擇留給企業家，而是要讓企業家有信心，要讓他做選擇時不由其他人為因素來決定，而是由他自身的判斷、他的能力來決定。
    要有平等的準入制度
    《21世紀》：為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在新發展格局下政府、企業和資本在其中分別擔任哪些角色、承擔哪些責任？
    張維迎：我覺得說簡單也簡單，要落實也很復雜。我在牛津讀博士的時候，論文核心就是研究企業家跟資本間的關系。一般來講，企業家是真正在市場創業、創新和創造財富的主體；但是什么樣的人有企業家精神？一般人看不見，也不能任憑他吹牛。所以資本為什么重要，是因為資本是選擇企業家的一個機制；政府要做的就是維持法治和公平的競爭環境，任何人不能用特權獲得經商盈利的權利，也就是要有平等的準入制度。
    為讓企業家有同等的機會，優惠政策應該是普遍的。政府如果做好這方面的事情，真正的企業家就可以冒出來，可以做得更好。但如果過度干預企業，企業家有一些才能就可能用歪了，本來應該是創造財富，現在就變成去尋租，通過關系得到補貼�？雌饋碣~面上賺錢了，但是他賺的不是消費者創造的價值，而是從稅收那邊轉移過來的錢；還有一類情況是由于某些限制，可以在同一件事上創造100%價值的人沒機會做，就只能由創造50%價值的人做，看起來賺錢了，但從社會的機會成本看，整個社會是虧損的。
    《21世紀》：你在書中曾提及產業政策的羊群效應，如何看待其與資源配置效率的關系？地方資源有限，粗放的經營模式會否帶來過高的試錯成本？
    張維迎：我們經常說資源有限，這句話一部分是對的，它是部分真理，而不是絕對真理。在任何一個時點，資源是有限的，但是從更長的歷史來看，資源是內生的、是創造的，它依賴于知識、依賴于技術，資源總是在變化。從歷史上來看，無論中國還是外國，企業家精神是最重要的資源 。
    對于產業政策，資源配置是個分散決策，不能集中決策。如果人們選擇都一樣，都去做最好的東西，那都完了�；剡^頭來看，一些產業政策有時候就會帶來這種效果。即使讓最優秀的企業家坐下來研討產業政策，按照多數人的意見來決定，它也是有問題的，更不要講用其他的標準。所以，只有我們讓企業家進行更好的發揮，每個人做自己的判斷，有些人失敗了，有的成功了，成功了就證明了方向是對的，相關的市場就擴展開了，經濟增長就隨之而來。
    《21世紀》：近年來一批大型企業裁員或收縮招聘名額，高校畢業生和一些相對年輕的職場人也在傾向于趨穩的職業選擇，這會否對商業和創新產生影響？
    張維迎：我想會的。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在政府工作還是在工商界工作，對社會的影響完全不一樣。我認為一個歷史性的變化就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后，一大批或者說越來越多的優秀人才去做企業家。
    過去幾十年那么多優秀的企業家來自北大清華，我希望未來也是這樣，這需要我們多方面的努力，包括甚至綜合報酬、企業家聲譽形象等等都要改變。
    人類有好多的知識是書寫不出來的，我覺得企業家最大的特點就是他有好多知識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信心十足做的一個決策，在別人看來這完全胡鬧，成功了后又覺得他賺的錢來路不正。所以我希望大家對企業家的理解能更正確客觀一些。
    《21世紀》：你曾指出，很多創造發明都是通過企業家的需求倒逼出來的。產學研之間的關系如何打好配合？
    張維迎：其實沒有一個單線的關系，有些是從市場出發，市場需要這種產品，有人做出來完善了，還有一些可能是從上游某種原創性的科學的想法出發，再變得有商業價值。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應該重視起來，不要規定這么多條條框框，什么是對的，什么是不對的。不同的產品、不同的產業是完全不一樣的，要讓人們可以自由地去合作，過多的限制都是不利的。
    企業家精神永遠是被需要的
    《21世紀》：數字經濟時代我們能夠更容易地獲取到更多的數據，這對于企業家做決策或者說新的企業家的生成有沒有促進作用？
    張維迎：那當然有，一些管理工作運用大數據以后就不需要人去做了，但是有一些決策是機器替代不了的，是大數據替代不了的。再說得透徹一些，大數據不能替代企業家的最關鍵一點就是面臨不確定性時做的決策，我認為這是永遠替代不了的，未來人工智能也不可能替代。企業家精神永遠是被需要的，它是真正有創造性的東西。
    《21世紀》：有沒有什么方法去學習或者更接近成為一名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張維迎：我認為企業家精神相當程度是天生的，但是后天能不能將其發揮出來是需要學習的。
    就像一個人天生就有音樂天賦，但是能不能成為一名歌唱家和后天的培養肯定有關。其實每個人身上都有一些“企業家精神”，但是真正能成為企業家和稱得上企業家的是少數人。每個人身上都有一些“企業家精神”的“天分”，但是靠做企業養活自己的人只有一小部分。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聯合創始人）